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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久投资--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云体育官网入口下载】
浏览:88547 作者:开云体育官网入口下载 发布日期:2022-12-31

本文摘要:2008年:继续下跌2008年第二季度,我们的两个投资组合又损失了6%。

2008年:继续下跌2008年第二季度,我们的两个投资组合又损失了6%。只管2008上半年西班牙投资组合的下跌幅度低于该指数,但全球投资组合的下跌与指数大要相当。在摩根大通(JP Morgan)决议收购资不抵债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后,市场在2008年4月和5月有所缓解,强劲反弹约20%。赎回仍在继续,但相比于2008年第一季度,赎回速度显着放缓,加上市场的苏醒让我们能出脱一些持股,这些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紧张情绪。

有趣的是,2008年一整年,办公室都在装修,于是整个团队在同一个房间事情,而不是在我们平时的小我私家办公室事情。我想在一个房间里办公也有助于我们抱团取暖,坚持下去。在全球投资组合中,我们卖掉了部门持股,并将取得的资金投资于汽巴精化—— 一家精于精致化工的全球向导企业。不久之后,这项投资为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巴菲特在那一年的夏天以远高于汽巴精化的市盈率收购了罗门哈斯(Rohm & Haas),这是一家与汽巴精化有相似业务的化工企业。美国的金融问题继续恶化,大宗商品价钱不停上涨,尤其石油价钱上涨到了每桶140美元,这导致全球通货膨胀预期飙升。10年前,石油生意业务价钱低于每桶10美元,在已往的10年间增长了约15倍,而股市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什么起色,回报率约为0%。

面临此景,你应该能感受到未来的价值在哪儿了。我们的基金在2008年第三季度再次大幅下跌,西班牙的投资组合下跌了12%,全球投资组合下跌9%。经由一个相对平静的夏天,2008年9月全球发作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动荡。

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宣布倒闭,几天后,美国国际团体(AIG)、美林证券(Merryll Lynch)等公司也泛起了严重问题。金融危机舆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是由华尔街的银行家恶意引起的,他们的贪婪打破了康健社会所缔造的理想社会秩序。毫无疑问,他们要负担一些责任,但责怪他们就像是把毒品问题推给陌头巷尾的那些小市井一样。我们都知道,毒品问题最终或者说主要负有责任的是那些首先将毒品推到市场上的大毒枭和那些吸毒的消费者自己,而分销毒品的小市井则使用了消费者的弱点,对其造成了伤害,并支付了价格。

对于金融危机来说,最终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些人为地降低利率或违反执法义务,从而导致贷款能被提供应那些未能满足须要最低条件的群体。在西班牙,我们没有熏染华尔街病毒,也没有债务抵押债券的问题,两者都在《大空头》中获得了很好的解释。然而,我们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利率问题。

其基础问题在于:钱币的价钱(利率)不是由市场决议的,差别于服装或食品;相反,它是由所谓的政府专家在有限信息基础上做出决议的(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如果服装的价钱由某个专家小组决议,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事发生在一些国家,而我们已经知道效果了。回到利率上,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怎么可能不造成负面影响呢?很显然,有人会试图使用低利率获得利益,华尔街那群人在这件事情上拥有某些特权职位,他们充实使用政治阶级(美联储)向他们提供的低利率来牟利。低利率问题也是西班牙危机的驱动因素,这个问题可追溯到1998年,其时恒久资本治理公司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而获得资助。

之后,大批网络泡沫公司瓦解,“9·11”袭击事件发生,伊拉克战争发生,这些事件给美联储降息提供了富足的捏词,使基准利率在2002年至2005年三年内保持在2%以下(见图3-4)。2003年春季,短期利率为1%,这是自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其时的通货膨胀率凌驾2%。换句话说,这三年的实际利率为负数。据此,凭据凯斯-希勒住房价钱指数(Case-Schiller index),在2004年至2005年这两年内,美国十大都会的房价上涨了38%。

美联储应该受到责备,而且美国国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问题仅泛起在低利率上,那么也许这场金融危机还能够被制止。2008—2015年,利率也是靠近0%,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显着的危害,看起来资金似乎没有像以前那样流入系统)。回首2003年,民主党国集会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的一些言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确实不希望美联储对宁静性和稳健性方面给予如同我们在钱币监理署(OCC)和储蓄监理署(OTS)同样的关注。我想在补助住房方面再赌一把。

”[9]巴尼·弗兰克其时卖力制定有关政府资助企业(GSE)——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政策。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主要的房产抵押贷款担保机构。

与其说弗兰克没那么担忧体系的稳固,不如说他太想在低收入人群中推高住房拥有率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放弃努力,迫使银行遵循他的理念,而忽略了人们的还款能力。

在此之前,1992年,政府资助企业受到《经济适用住房法》的约束,该法要求向贫困家庭可提供担保抵押贷款的比例不得凌驾30%。这一比例在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上升到50%,在2007年小布什执政时上升到55%。因此,大部门次级抵押贷款或低质量抵押贷款都是由美国国会控制的准政府组织来提供担保的(凭据美国证券生意业务委员会的资料)。《社区再投资法》(CRA)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卡特总统年月的旧立法,克林顿政府增强了这项立法,并要求在提供贷款时不歧视少数群体,实际上是在迫使银行给予贷款。在这方面,另一位政治家——比尔·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住房部长安德烈·科莫(Andre Cuomo)的话很有启发性,他谈到了要求银行向不太富足的人发放抵押贷款的司法讯断:“银行将在这些抵押贷款上负担更大的风险……它将向那些原本无法获得这些贷款的家庭发放抵押贷款……这些高风险抵押贷款总额到达2.1万亿美元,我相信这些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将高于其他贷款。”[参见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大清算》(Mel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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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说完这些话后,他竟还能放心入睡!经观察,美国资助企业担保了1.7万亿美元的高风险抵押贷款。简而言之,在危机发作前的15年里,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努力地推动了低收入人群买房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做得审慎些,不凌驾理想的限度,那么这将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目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北美两大主要政治机构不干预钱币价钱形成(通过利率)和抵押贷款条件(通过立法勉励还款能力低的人负担债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在这种配景下,一些美国商业银行、华尔街(顺便提一下,那里的人事情的理念和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以及评级机构对这项政策的反映过于激进,因为它们总是会使用种种毛病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公布一些令人困惑和不透明的金融产物。

美国提倡的房贷激励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华尔街的逐利性,使问题更恶化的是具有赌钱性质的激励制度,即如果生意业务员做了错误的决议操作,损失就由他们事情的机构来买单;但如果他们赌对了,那么他们将获得高额的小我私家收益。中国在这里也饰演了一个角色。这时中国正在大量购置美国债券,从而压低了美元利率。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已经泛起的问题,并使问题的严重水平到达极致。但华尔街、银行和中国政府都不行能对其他方发生的事情负主要责任,它们充其量只是在某种水平上推动了前面提到的政治机构犯下的错误。哪些人没有预见到危机,又有哪些人预见到了危机的到来呢?只管巴尼·弗兰克和其他支持干预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勉励政府向还款能力较低的人放贷的政策,但也有一些破例。

一个例子来自自由意志主义国集会员罗恩·保罗(Ron Paul),他在2003年9月10日提醒国会:政府授权企业的信贷额度……扭曲了资本设置。更重要的是,这些信贷是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答应,实施从美国工人到政府资助企业债务持有人的大规模的不道德甚至有违宪法的收入转移。具有讥笑意味的是,通过转移一般性抵押贷款损失的风险,政府正在增加房地产崩盘的可能性。

只管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对经济造成了恒久损害……从短期来看,它正在发生一场繁荣……但这种繁荣不会永远连续下去。我认为,从事医生的职业有助于罗恩·保罗对这件事有一个清晰的看法。但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2年揭晓了一份关于政府资助企业的陈诉,在这篇由乔纳森(Jonathan)和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配合撰写的陈诉中,他得出结论,根据新的资本尺度,发生严重打击的风险不到五十万分之一。

[11]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同样具有干预干与主义倾向,甚至在2008年仍然声称政府资助企业与房地产危机毫无关系。汽巴精化:至暗时刻的救赎很是巧合,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同一天,即2008年9月15日,我们收到了对汽巴精化的要约收购,汽巴精化在我们全球投资组合中占有第二大仓位,权重为8%。德国化工公司巴斯夫(Basf)抓住时机,想要以理想的价钱收购它。

2008年夏天,汽巴精化的股价一直为每股25法郎,由于巴斯夫可能收购的听说,汽巴精化股价涨到了每股30法郎以上。2008年9月15日,听说成为事实,巴斯夫公然以每股50法郎的价值要约收购汽巴精化。我们对汽巴精化的估价为每股100法郎左右(巴斯夫自己的照料在收购要约随附的文件中说,凭据他们的公正意见,预计汽巴精化的价值为每股80~87法郎),不管怎样,我们拒绝了第一次收购要约。[12]经由几周的等候,我们视察到市场正在进一步瓦解,于是在2008年11月决议将持有汽巴精化的全部股票出售给巴斯夫。

由于汽巴精化上涨了75%,而投资组合的其余股票下跌了25%,此时汽巴精化的股票已经占到我们投资组合的20%。这给我们带来了一定水平的风险,而减持股票将为我们提供一些流动性。卖出汽巴精化股票来换取流动性的方案变得极具吸引力,而继续持有汽巴精化股票从而争取更高价钱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弱。

能适时分散自己与投资建设情感联系的能力是一项重要性格资产,不要舍不得,不要着迷于某一特定的股票或公司,固然也不要轻视它们。我们必须能够适应差别的情况。只管汽巴精化股票的价钱可能有进一步上涨100%的潜力,但我们这时决议减持汽巴精化的股票,从而让我们有时机购置具有200%上涨潜力的股票。

而且,分外的流动性也将为我们提供资金缓冲,以防御危机的恶化。这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应关注选股而不是试图预测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生活在连续不停的不确定性之中,并将继续这样生活,直到生掷中唯一确定的事情来敲门。我记得,在1990年刚开始于金融市场事情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从那以后我就自省,牢记这些忠告。想猜猜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吗?你已经知道谜底了——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只管股市继续暴跌,但停止2008年10月,投资者已经不再大量赎回资金了。

我们的投资者是一群明智的人,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当跌幅约莫到达25%的时候,投资者赎回股票的欲望开始逐步消散。在2008年一整年中,我们都竭尽全力与投资者相同,保持投资的透明度。

我们召开了电话集会,开始宣布我们基金的目的价值,并将更多的信息扩展到我们的季度陈诉以及与其他客户的相同中。透明度一直是我们与客户维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门。

这里简直存在一些限制条件——竞争一直与我们相伴,可是在这些限制规模之内,我们会尽可能地为客户提供有资助的信息。这使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好地明白我们的事情,反过来也有助于基金的稳定性及治理事情。

因此,从2007年夏季到2009年春季,在整个危机期间,赎回金额仅占治理资产的20%多一点。这主要是由于机构的撤离,机构投资者比家族投资者更难以蒙受外部压力。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基金的跌幅变得更大:西班牙投资组合下跌15.7%,全球基金下跌20.9%。

我们的总亏损划分为35.16%和44.71%。其中,西班牙基金的体现比全球市场好5%,全球基金比全球市场差5%。

2008年10月尤其痛苦,我们宣布了15%的亏损,其中有几天价钱下跌了10%,随后是短暂的反弹。碰巧的是,我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于2008年10月9日,正值全球经济最糟糕的日子。她的到来有助于我正确地看待这场危机,缓解了我周围的紧张气氛,并让我能够在某种水平上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一定距离。连续的下跌缔造了一种超现实的感受,就似乎这一切只是一场大起大落的梦。

阿尔瓦罗把最新的基金仓位陈诉带到了医院,我们试图使用股价颠簸的时机调整投资组合。停止2008年年底,西班牙投资组合的市盈率为6倍,全球投资组合的市盈率为3.4倍。

这显然是我们多年间遇到过的最低估值。西班牙投资组合和全球投资组合的上行空间很是大,划分为150%和340%。2009年:迅速恢复2009年开年的情况与2008年年底类似,投资亏损不停,一直延续到了3月的第一周。但一些努力的信号已经开始显现,我认真思量了融资,这是我18年来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任何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都应该用日常生活不需要的多余储蓄资金来举行。融资应该是投资的一小部门。

简直,房地产投资可以由抵押贷款支撑,但抵押贷款最多不行凌驾资产价值的50%,但股票投资应该涉及很是少量的债务,绝不应凌驾股票价值的15%~20%。如果我们将债务控制在这个比例,我们应该能够在晚上安稳入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能够蒙受住市场颠簸。我以前不使用融资,除了我第一次开始投资的那次。

然而,2009年似乎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时机。最终,我还是无法下定刻意。我们处于低谷的最显着迹象来自我的家中。

我的妻子第一次对我的基金投资回报(回报有助于支持她母亲的生活开支)提出质疑,与我讨论投资于颠簸性较小的基金是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2月,就在我们家的厨房里。我清楚地记得,其时我在想,既然连一直坚信我的妻子也在摇摆不定,那么距危机的竣事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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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场危机的最低点恰好与我们的投资者日重合。投资者日划分在巴塞罗那(2009年3月5日星期四)和马德里(2009年3月9日星期一)——这一天也是市场触底的日子。我们谈论的是自13年前的1996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价钱。

2009年3月9日,尺度普尔500指数的生意业务价钱比一年半前的高点下跌了57%。这是1929年之后历史上的第二大崩盘。当我们抵达巴塞罗那时,国际基金的资产净值为每股9欧元,较2007年7月每股23.6欧元的高点下跌了62%,而这个高点就在18个月之前。

在我最糟糕的噩梦中,我也从未想过由我们治理的投资组合会遭受25%~30%的价值损失,更不用说62%了……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的客户会有什么反映。多年来,我们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的投资方法,并在2008年加倍努力,但我们正在遭遇庞大的损失。我们做了极其详尽的解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详细,并将投资组合剖析到市场上稀有的粒度水平。

例如,我们谈到了我们最大的两项投资——宝马和法罗里奥团体,前者的价钱是每股11欧元(现在的生意业务价是每股70欧元),后者的价钱是每股3欧元(现在的生意业务价是每股20欧元)。和往常一样,我们确保处置惩罚好所有与会者的问题,最终回声特别好,他们不仅对此表现明白和感兴趣,还在集会竣事时为我们拍手。

我们获得了掌声,这可能是我作为投资者多年来遇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那些眼看着自己60%的存款消失的人(请注意,这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坚持的那样)为那些对这些损失负有“责任”的人拍手。三天后,马德里再次响起了掌声,这种令人惊讶的信心让我们再次有气力继续反抗下跌。但就在同一天,也就是2009年3月9日,下跌停止了。

现在,我们有须要停下来谈谈公司和我们作为资金治理者的生存能力,这也是我在妻子的建议下思量过的。2009年,我们治理着20亿欧元,比2007年7月的65亿欧元大幅下降。我们从未欠债,而且总是获得安迅能团体的支持,这意味着我们站在财政康健的基础上去面临危机。

我们做了快速估算,相信我们可以蒙受75%~80%的市场进一步下跌,在那之前,公司不会有生存的危险。换句话说,纵然我们治理的资金从65亿欧元变为5亿欧元,我们仍然能保持同样的投资方式和团队。这是一种分外的慰藉。

保持收支平衡或低损平门槛,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小我私家层面上,都是能够独立生存并保持活力的关键特质!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在治理着数十万欧元或美元的时候就因资金不足倒闭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掩盖了可能发生的半欺诈行为。倒闭可能会发生,因为资金治理者要获得乐成治理的酬劳,而损失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酬劳。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基础很不稳固,没有思量到最坏的情况及其影响。

一家强大公司的专业适应力应该与极低的家庭或小我私家支出门槛相匹配,从而使我们能够克服私人生活中的种种情况。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岑寂地面临难题,过分欠债和奢侈的生活方式都不切合我们的治理气势派头。

我和我的妻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我确实相信,投资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一致。但在其时,真正使我们的紧张消除的是从2009年3月9日开始市场的迅速苏醒。

2009年3月,德本汉姆(Debenhams)、艾斯普林特、奥西等受重创的种种股票都反弹了80%~170%。由于汽巴精化的要约收购,我们使用回笼的资金增加了一些公司的头寸。令我们特别满足的是,许多苏醒都是在公司宣布良好业绩之后泛起的。

因为本应该是这样的。到了2009年第二季度,效果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班牙投资组合回报率到达21%,全球投资组合回报率到达43%。全球投资组合的苏醒是我们在一个季度中宣布的最强劲的一次,紧随其后的是下半年的连续增长。

贝斯因特的资产净值在2009年3月触底至每股9欧元,年底为每股18欧元,较最低点上涨了100%,较2009年年头则上涨了71%。公司股票质量我们可能面临的其中一项指控是,只管我们预见到了金融体系的过分杠杆,但我们没有留出足够的流动性资金来应对随之而来的结果。

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喜欢我们的公司,并相信它会经得起任何磨练。值得重申的是,只管在我们看来,一些行业可能估值过高或存在潜在风险,但如果我们认为投资组合状况良好,那么最好的措施是等风暴消退。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全球投资组合中的公司股票质量显然没有到达抵御危机的理想水平。我们的西班牙组合是由精选的防御型股票和出口商组成的,以法罗里奥团体为代表,它占到了9%。

但在全球投资组合中,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仍然过于注重价钱,而忽视了质量。事实上,这场危机证实,从恒久来看,价钱合理的高质量公司股票的体现要好于价钱低廉的公司股票。这是一条把我们从格雷厄姆带到巴菲特的门路,格雷厄姆专门研究那些实际资产估值过低的公司,而巴菲特则专注于高质量的股票,这种高质量股票由其享有的竞争优势水平来体现。

许多投资者走上了这条路,险些所有的价值投资者都走了这条路。主要原因是,它恒久提供了更好的效果,只管没有太多的研究支持这一论断,这使其在最初并不是一个显着的结论。此外,在我们年轻且刚开始投资时,我们有一种想要做得更好并留下自己印记的盼望,这意味着我们倾向于选择价钱最低的公司股票,这些股票外貌上提供了最大的潜在上涨空间。而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成熟,在履历了一些愚蠢或价值陷阱(谋划不善的廉价公司股票多年来一直萎靡不振,未能缔造价值)以及在我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之后,我们的品位趋向于转向股票质量,纵然你不得不为此支付多一点的价钱。

稍后,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质量之路。现在我只想提一下,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催化剂是乔尔·格林布拉特的一本小书《股市稳赚》[13],它提供的统计数据证明质量是值得的。在反思了我们自己的投资组合(质量适中),并思量到我们对未来更大韧性的盼望之后,我们开始越发审慎地沿着这条门路前进。

这意味着,2009年,某些股票,如迅达团体(老朋侪)、威科团体(另一位老朋侪)和泰雷兹公司(Thales)重新进入了我们的投资组合,并给我们带来了丰盛的回报。另外,当它们开始恢复价值时,我们部门或全部地抛售了诸如德本汉姆、司墨飞·卡帕(Smurfit Kappa)、科菲德(部门)和Alapis等股票。向质量转变的自然效果,以及我们对选择股票所拥有的溢增长的信心,体现在我们全球投资组合集中度的提高上。

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有60~70只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水平。2010—2012年:欧洲和西班牙危机令人惊讶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欧洲经济发生直接影响,因为人们最初认为欧洲的金融体系比美国的更为稳健。但2010年,随着希腊陷入逆境,市场开始担忧欧洲,尤其是包罗西班牙在内的所谓外围国家。

除了西班牙,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我们对包罗葡萄牙在内的外围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毫无预防。在西班牙,政府盲目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已无力肩负那些花费的资金。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正进入缓和阶段,至2012年到达危机临界点。

直到那时,西班牙的银行仍在设法掩盖自己的问题,连续延展不良贷款,而周围的人却视而不见。因为说出真相对任何人都没有利益,无论是金融体系、政治阶级、房地产行业,还是那些明知无力归还贷款却依旧贷款的人。西班牙央行的专家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被该银行的政治向导层压制住了。值得记着的是,在西班牙,最严重的暴行发生在由地域政治权力控制的“非营利性”储蓄银行,而不是贪婪的资本家。

政治阶级再次掩护了他们的小我私家利益。只有当他们无法再支付房地产工人和银行家的人为时,他们才不得不坦白。欧洲危机始于2010年春季的希腊,并在2011年夏季不停发作,2012年夏季,市场崩盘(见图3-7)。多年来,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一些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入不够出,造成了庞大的外部失衡,这些失衡被大量的外国资金流入掩盖。

在西班牙和爱尔兰,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这对提高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险些毫无孝敬。历史正在重演10年前亚洲发生的事情。最终,当人们相识这种增长是不行连续的时候,外部资金开始枯竭,人们会发现国王简直是赤身裸体的。

注入公共支出只会让问题越发恶化,直到2012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临现实,尤其是最大的外围经济体——西班牙。我们早就预推测这事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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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中,我们的伊比利亚投资组合的价值略有上升,而西班牙指数则下跌了30%。这是10年来我们第二次设法制止西班牙组合遭受重大损失(只管这在2008年是不行制止的)。在这个动荡时期,我们的防御型与出口型股票组合完美地实现了它的目的。

最终,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坏消息占据着报纸头版,满足了我们在西班牙投资的须要条件。10年后的2012年,我们注意到危机开始反映在股价上,股价已远低于全球甚至欧洲市场,此时我们开始购置纯“西班牙”股票,如西班牙本土电视频道门户Antena 3、西班牙私人电视网Mediaset和加泰罗尼亚旅游公司。然而,直到2013年,第一批西班牙银行在被克制泛起在我们的投资组合15年后又以Bankia(西班牙马德里储蓄银行等7家地域性金融储蓄银行合并后的新银行品牌)和西班牙洲际银行的形式回归到了我们的投资组合中。

我们没有到场Bankia在2001年7月的首次上市,但我们确实到场了它在2013年被救援后的回归。我们喜欢新的董事会、治理团队以及他们在接受推动银行前进的挑战之前所要求的高水平准备金。2011年,西班牙政府换届,其最初的影响是有限的。

只管中右翼的人民党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接纳坚决行动。然而,局势的连续恶化和外界(主要是德国)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坚定:■ 金融行业的危急状态获得了欧洲组织的认可,这为房地产行业逐步找到其资产的真实市场价钱缔造了条件。■ 政府支出冻结。

虽然没有大幅淘汰,但至少与已往相比,这是一种态度的转变。■ 实施劳动力市场革新,增强用人单元和职工之间关系的灵活性,使公司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停变化的市场情况。

总体来说,这场由于恒久入不够出而造成的残酷危机,使我国国民的思想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人们当务之急不再是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因为这已经不行能了。

现在,你必须到任何能找到事情的地方去找事情,纵然是在遥远的其他国家。所有这一切的效果是,我现在真正相信,西班牙拥有使用其资源并在全球定位方面实现飞跃的奇特时机,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电信、交通、旅店等)和毗连三大洲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对劳动力和房地产成本的一定水平的限制力。对于那些有志于建立新企业或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生长的全球企业家来说,这里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地方。不行否认,西班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好比糜烂。

或者,我们还需要在一个更可行的国家结构中找到一个适合地方政府存在的方案,但这些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削弱其优势的水平。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疯狂的爱国者,但我喜欢我的国家,希望我的同胞有一个优美的未来。我回到西班牙,与一群优秀的专业人士一起建立了一家公司,为喜欢我们事情方式的客户提供服务,并尽我所能为我所在的都会和国家生长做出自己的微薄孝敬。

从今天来看,我们在此次危机中最大的错误是未能对这些纯粹的西班牙股票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而且选对了时机,但不够坚决,只投资了伊比利亚投资组合的10%左右。我无法说服阿尔瓦罗,他对市场发生了很是负面的看法,而我不想强迫他。

欧洲危机也对全球投资组合发生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我们只是在2011年夏季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便逐渐恢复。

我们挑选的所有股票,包罗新加入的阿涅利家族的控股公司EXOR(意大利最大的私营工商业团体,欧洲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都体现精彩,尤其是我们钟爱的宝马。2013—2014年:竣事2013年,我和妻子决议在伦敦待两年。

这完全是出于家庭原因。我们希望有西班牙境外生活的履历,让我们的孩子接受英语教育。前两个夏天,我们在中国和美国家过,科技的创新使我们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有效地事情,至少对一名基金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此外,伦敦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它还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至少在英国退欧之前是这样)。因此,伦敦让我们有时机观察是否值得在那里设立一个服务处,以辅助我们在马德里的事情。一切似乎都很简朴,然而,在我搬到伦敦的历程中,安迅能团体泛起了一些问题。

经由2013年夏天的重复思考,我决议,在我们这种险些可以称得上一门手艺的行业里,我作为一名司理人,必须能够治理公司,而不仅仅是投资。做出决议之后,我就试图在贝斯因特和安迅能团体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我谢谢它们25年来给予我的明白和无条件的支持。我们思量了种种选择:入股公司的控股权,通过引入圈外人稀释母公司的决议权,友好地去职,以及其他一些方式。

这一历程举行得极其缓慢,因为从逻辑上讲,对方对改变现状不太感兴趣。15个月后,我们没有任何希望,疲惫和沮丧压倒了我,于是我宣布脱离。

在整个历程中,我的目的是确保客户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让他们有时机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突然宣布去职,我要为此负担大部门责任。

我认为我很快就会重返事情岗位,我的脱离不会成为问题,但我错了。我就条约问题咨询了五位执法照料,其中四位建议我继续事情,第五位建议我等到条约到期(另有两年)再脱离。

我最终被第五位状师瓦莱里亚诺·赫尔南德斯-塔维拉(Valeriano Hernández-Tavera)说服,他建议我不要反抗,而是耐心地等候两年。无论优劣,我就是这么做的。这切合我的性格,我强烈厌恶反抗。我认为:如果我在2014年9月至12月留下来继续事情,那么我展开另一个新事情所需支付的价格将会增加,这可能是导致我在那一刻告退的原因;如果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就会在2014年9月宣布我的意图,并一直待到2014年12月,那时我才会最终脱离。

不管怎样,两个月的时间都不会对最终效果发生太大的影响。我想,对一些客户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在短期内继续与我互助的备选方案。总而言之,我判断失误,而对方缄默沉静不语,并没有回应我的最终提议。

无论如何,贝斯因特莫名其妙地拒绝了我所提出作为有序过渡的互助建议。然而,由于阿尔瓦罗、费尔南多和我的继任者贝尔特兰·德·拉·拉斯特拉(Beltrán de la Lastra)的配合努力,以及投资组合的稳健性,每个听从我建议(反是私下给出的建议,我并不想公然声明)的人都把他们的储蓄留在贝斯因特而不做任何马虎的决议,并在这两年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再一次证明,一个专注于恒久的良好投资组合能够蒙受任何风险,包罗它的一名司理在熊市中突然去职。

制止重复犯错的关键是,首先你必须认可你的错误。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错误卖力,并从中吸取教训。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面临的问题比错误自己更大。

我犯了一些错误,希望这些错误能给我一个持久的教训。我前25年的职业生涯就此竣事。

对客户来说,这25年的效果很好,尤其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在一起的客户,他们的储蓄增加了30倍。同样,股东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分红,而员工们也获得了足够的薪资酬劳。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稳定、平静和待遇丰盛的职位,以获取不行抗拒的完全独立。我想这对各方都是正确的决议。

固然,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这两年,我天天都在远距离地关注市场。我去过一些我想更相识的国家,好比印度和阿联酋。

我写了这本书,它可能对一些人有用。我也花了更多的时间与我的家人、朋侪和熟人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实验——科巴斯资产治理有限公司,我希望这份事业能和前一个一样恒久并获得好的回报。我对前25年的投资没有任何诉苦,对我脱离投资的最后几年也没有任何诉苦。在接下来的25年里,当再次回到马鞍上时,我仍会试着不去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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